汉长安城与汉文化,城市水利考古的探索与实践

    
 水是大自然中最广泛存在的物质之一。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人类同样如此。人类自诞生之时起便跟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人类对水的利用、开发和管理等将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永远。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相对集中,社会活动相对发达,而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水,于是,水的利用和管理便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的重要环节,城市水利伴随着城市的出现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利对于城市来说,是关乎其兴衰存亡的一件大事。在人类历史上,因水而兴、因水而废的实例很多。  正因为如此,城市水利研究长期受到科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在水利史和城市史研究领域,城市水利史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史料的严重不足,我国古代城市水利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尤其是关于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前期(这里指秦统一至隋唐时期)城市水利的研究,更是长期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城市考古作为我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全国各地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古代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研究;同时,各个时代、各种类型古代城市的田野考古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城市水利的遗迹和遗物,有的城址甚至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城市水利遗存的考古资料。然而,城市水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长期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系统研究更是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不仅制约了城市考古的不断深化,而且也制约着城市水利史研究的进展。城市水利考古,是亟待开辟的一个考古学研究领域。
  基于上述认识,张建锋同志2011年秋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以后不久,我就同他商定以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为题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力求通过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个案研究,开辟城市水利考古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当然,城市水利考古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没有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方法和做法可资借鉴,这就需要在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逐步完善。令人欣慰的是,张建锋同志认真吸收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努力,按计划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并且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充分肯定。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几经修改和增删,最终完成了这部《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学术专著,较好地完成了最大限度地究明汉长安城地区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以此为基础探索构建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这两大学术目标。
  城市水利研究的重点,无疑是人工设计和建造的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本身,但城市水利又是以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自然状况为基础而形成的,是人们利用水资源、改造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的产物。因此,城市水利的研究,离不开对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状况的了解和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首先就汉长安城地区的地形与土壤条件、气候环境及其变迁、大大小小的河流、地下水资源的类型及状况等进行了比较全面且系统的介绍。这不仅为深入观察、分析和理解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提供了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资料,而且有助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分析和认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的形成及其特点。
  一般说来,城市水利指的是城市本市的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但实际上,城市本身的水利设施和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城市所在地的水利资源和水利系统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城市内外的水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大系统。正因为如此,该书关于汉长安城城市水利研究的空间范围,并没有限定在城区本身,而是扩展到包括郊区在内并且与水利密切相关的“汉长安城地区”,将汉长安城的城区水利和城市周围的水利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思考和研究。这样的研究视野,对于城市水利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既然是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研究,那么,立足于田野考古、从城市水利遗存的系统梳理入手无疑是最佳的方法和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就迄今汉长安城城内及其城外近郊考古发现各种水利设施,从城区的水井、蓄水池、人工湖、水渠、排水沟、路沟、排水管道、雨水井和护城壕等给水和排水设施,到郊区的人工湖及自然湖泊、水渠、水井、雨水井、排水管道、排水沟等供水和排水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这不仅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汉长安城地区水利设施的基本面貌,而且为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从考古学上研究城市水利,考古学的方法、考古资料的梳理无疑是最基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考古学研究,而是需要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并且需要尽可能地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像汉长安城这样的著名古代都城,对它的方方面面,历代文献都多有记述,近代以来也多有研究,以考古研究为主的同时,尽量结合有关文献并吸收有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势在必然。该书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注重系统梳理和研究考古资料的同时,特别注意历代有关史料的梳理并与考古资料紧密结合,特别注意吸收关中地区水利史研究和汉长安城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使得全书的论述资料更丰富,论据更充分,成为该书的特色之一。
  就城市水利来说,如果说水利设施是“目”,那么水利系统就是“纲”,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水利设施有机地串联、组合在一起,便形成完整的水利系统。一般说来,城市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城市水利遗存,往往是点状的、线状的或某一区域的水利设施,只有把它们放到整个城市水利的系统之中去观察,才能科学认识其性质和功能;也只有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才能比较全面的构建其水利系统。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在全面梳理汉长安城内外各种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就汉长安城地区的水利系统进行了综合考察,从水源、蓄水和输水等供水设施和系统,到单体建筑排水、建筑组群排水、道路排水、沟渠排水、城壕及城市外围排水等排水设施和系统,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由此初步描绘出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图景。以水利设施为“点”、水利系统为“线”和“网”的系统研究,初步揭示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的整体面貌。
  城市水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又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因此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自然环境、城市规划和建设、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该书在对汉长安城的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就城市水利建设与城市结构、建筑布局、城市人口、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等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综合考察,从更深的层面探讨了汉长安城城市水利建设的动因及其在城市建设、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其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
  总起来看,该书以田野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为重点,同时与历史文献记载有机结合,并且尽量吸收水利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汉长安城城内和城外近郊作为一个整体,将城市水利置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就城市的给水、蓄水、排水和水运等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全方位考察,其研究是开创性的,是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应该说是迄今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最为系统的研究。这不仅是汉长安城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也是汉长安城地区古代水利和水系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这一地区古代城市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于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这一研究是阶段性的。由于该书是基于以往考古发现进行的专题性综合研究,而有些区域的田野考古尚未开展,有些关键点的考古资料尚不充分,使得其认识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朦胧不清。譬如,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总体脉络已经大致梳理了出来,但城郊许多文献记载的自然及人工湖泊尚未探明,城内长乐宫、桂宫一带的水渠等输水设施尚不明了。又如,城门、道路、宫殿区和市场等区域的水利设施有较多的发现和较深的认识,但贵族聚居区和平民居住区等区域的水利设施则知之甚少。再如,水利系统是由水源、蓄水、输水和排水设施及系统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这个网络的大致轮廓虽然已经勾画了出来,但它的许多“节点”和“连线”尚不甚明了。另外,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无论是水利设施还是水利系统,其建造、修缮和利用历经两百余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对此,书中虽然有所注意,但历时性的动态研究有所不足。简言之,就是“骨架”已经搭建起来,但“血肉”有待填充。凡此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汉长安城地区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开展和更多的考古发现。这也要求作者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注意围绕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计划地开展调查、勘探和发掘,以便将这一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通过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探索并构建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是这一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而该书也初步达到了这一学术目标。该书首次提出了“城市水利考古”的命题,并且在最后一章专门就城市水利考古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讨论,不仅初步回答了什么是城市水利考古,而且初步回答了怎样开展水利考古,进而简要阐述了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思考和讨论尽管是初步的,并且有待于不断修正和完善,逐步体系化,但都是作者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城市水利考古的开展无疑具有先导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考古学亦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是学界共识;同时,我近年来反复思考并强调的是,“学问是时代的学问”,即学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因此,学术创新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时代性。当然,学术创新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种形式的,如学科体系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学术观点创新等等,但无论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水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城市水利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日趋显现的今天,就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总结其成就、经验和历史启示,进而提出城市水利考古的命题并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无疑是现代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创新。这既是考古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白云翔)

水是大自然中最广泛存在的物质之一。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人类同样如此。人类自诞生之时起便跟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人类对水的利用、开发和管理等将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永远。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认为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相对集中,社会活动相对发达,而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和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水,于是,水的利用和管理便成为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的重要环节,城市水利伴随着城市的出现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水利对于城市来说,是关乎其兴衰存亡的一件大事。在人类历史上,因水而兴、因水而废的实例很多。
正因为如此,城市水利研究长期受到科学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在水利史和城市史研究领域,城市水利史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由于史料的严重不足,我国古代城市水利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尤其是关于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前期(这里指秦统一至隋唐时期)城市水利的研究,更是长期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城市考古作为我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课题,全国各地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古代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研究;同时,各个时代、各种类型古代城市的田野考古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城市水利的遗迹和遗物,有的城址甚至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城市水利遗存的考古资料。然而,城市水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长期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系统研究更是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不仅制约了城市考古的不断深化,而且也制约着城市水利史研究的进展。城市水利考古,是亟待开辟的一个考古学研究领域。
基于上述认识,张建锋同志2011
年秋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攻读博士学位以后不久,我就同他商定以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为题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力求通过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个案研究,开辟城市水利考古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当然,城市水利考古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没有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方法和做法可资借鉴,这就需要在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逐步完善。令人欣慰的是,张建锋同志认真吸收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近三年的艰苦努力,按计划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并且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充分肯定。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几经修改和增删,最终完成了这部《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学术专著,较好地完成了最大限度地究明汉长安城地区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以此为基础探索构建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这两大学术目标。
城市水利研究的重点,无疑是人工设计和建造的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本身,但城市水利又是以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的自然状况为基础而形成的,是人们利用水资源、改造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的产物。因此,城市水利的研究,离不开对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尤其是水资源状况的了解和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首先就汉长安城地区的地形与土壤条件、气候环境及其变迁、大大小小的河流、地下水资源的类型及状况等进行了比较全面且系统的介绍。这不仅为深入观察、分析和理解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提供了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资料,而且有助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分析和认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的形成及其特点。
一般说来,城市水利指的是城市本市的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但实际上,城市本身的水利设施和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城市所在地的水利资源和水利系统紧密相连,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城市内外的水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大系统。正因为如此,该书关于汉长安城城市水利研究的空间范围,并没有限定在城区本身,而是扩展到包括郊区在内并且与水利密切相关的“汉长安城地区”,将汉长安城的城区水利和城市周围的水利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思考和研究。这样的研究视野,对于城市水利的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既然是城市水利的考古学研究,那么,立足于田野考古、从城市水利遗存的系统梳理入手无疑是最佳的方法和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就迄今汉长安城城内及其城外近郊考古发现各种水利设施,从城区的水井、蓄水池、人工湖、水渠、排水沟、路沟、排水管道、雨水井和护城壕等给水和排水设施,到郊区的人工湖及自然湖泊、水渠、水井、雨水井、排水管道、排水沟等供水和排水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这不仅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汉长安城地区水利设施的基本面貌,而且为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从考古学上研究城市水利,考古学的方法、考古资料的梳理无疑是最基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考古学研究,而是需要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并且需要尽可能地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像汉长安城这样的著名古代都城,对它的方方面面,历代文献都多有记述,近代以来也多有研究,以考古研究为主的同时,尽量结合有关文献并吸收有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势在必然。该书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注重系统梳理和研究考古资料的同时,特别注意历代有关史料的梳理并与考古资料紧密结合,特别注意吸收关中地区水利史研究和汉长安城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使得全书的论述资料更丰富,论据更充分,成为该书的特色之一。
就城市水利来说,如果说水利设施是“目”,那么水利系统就是“纲”,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水利设施有机地串联、组合在一起,便形成完整的水利系统。一般说来,城市田野考古中发现的城市水利遗存,往往是点状的、线状的或某一区域的水利设施,只有把它们放到整个城市水利的系统之中去观察,才能科学认识其性质和功能;也只有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才能比较全面的构建其水利系统。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在全面梳理汉长安城内外各种水利设施的基础上,就汉长安城地区的水利系统进行了综合考察,从水源、蓄水和输水等供水设施和系统,到单体建筑排水、建筑组群排水、道路排水、沟渠排水、城壕及城市外围排水等排水设施和系统,逐一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由此初步描绘出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图景。以水利设施为“点”、水利系统为“线”和“网”的系统研究,初步揭示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的整体面貌。城市水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又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因此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自然环境、城市规划和建设、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该书在对汉长安城的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就城市水利建设与城市结构、建筑布局、城市人口、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等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综合考察,从更深的层面探讨了汉长安城城市水利建设的动因及其在城市建设、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就其历史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总起来看,该书以田野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为重点,同时与历史文献记载有机结合,并且尽量吸收水利史、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汉长安城城内和城外近郊作为一个整体,将城市水利置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就城市的给水、蓄水、排水和水运等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进行全方位考察,其研究是开创性的,是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也是比较深入的,应该说是迄今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最为系统的研究。这不仅是汉长安城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也是汉长安城地区古代水利和水系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这一地区古代城市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于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这一研究是阶段性的。由于该书是基于以往考古发现进行的专题性综合研究,而有些区域的田野考古尚未开展,有些关键点的考古资料尚不充分,使得其认识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朦胧不清。譬如,汉长安城地区水利系统的总体脉络已经大致梳理了出来,但城郊许多文献记载的自然及人工湖泊尚未探明,城内长乐宫、桂宫一带的水渠等输水设施尚不明了。又如,城门、道路、宫殿区和市场等区域的水利设施有较多的发现和较深的认识,但贵族聚居区和平民居住区等区域的水利设施则知之甚少。再如,水利系统是由水源、蓄水、输水和排水设施及系统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这个网络的大致轮廓虽然已经勾画了出来,但它的许多“节点”和“连线”尚不甚明了。另外,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无论是水利设施还是水利系统,其建造、修缮和利用历经两百余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对此,书中虽然有所注意,但历时性的动态研究有所不足。简言之,就是“骨架”已经搭建起来,但“血肉”有待填充。凡此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汉长安城地区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开展和更多的考古发现。这也要求作者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注意围绕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计划地开展调查、勘探和发掘,以便将这一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通过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探索并构建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是这一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而该书也初步达到了这一学术目标。该书首次提出了“城市水利考古”的命题,并且在最后一章专门就城市水利考古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讨论,不仅初步回答了什么是城市水利考古,而且初步回答了怎样开展水利考古,进而简要阐述了城市水利考古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思考和讨论尽管是初步的,并且有待于不断修正和完善,逐步体系化,但都是作者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城市水利考古的开展无疑具有先导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考古学亦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是学界共识;同时,我近年来反复思考并强调的是,“学问是时代的学问”,即学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因此,学术创新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时代性。当然,学术创新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种形式的,如学科体系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学术观点创新等等,但无论如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水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城市水利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日趋显现的今天,就汉长安城地区的城市水利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总结其成就、经验和历史启示,进而提出城市水利考古的命题并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无疑是现代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创新。这既是考古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1日第7版)责编:韩翰

关键词:汉长安城 汉文化 学术研讨会
中文提要:2006年10月28~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共同举办的“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计8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研讨会由主题报告、分组发言讨论和汉代考古新发现专题报告会组成。在分组发言和讨论中,有50多位代表分别围绕着汉代城市考古、陵墓考古和汉文化研究这3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这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KEY WORDS: Chang’an city of the Han period Han culture academic
symposium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an Chang’an
City and the Han Culture in Celeb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chaeology of Han Chang’an City” sponsored jointly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the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the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and Archaeology was held in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on 28 to 30
October, 2006. More than 80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over 50 treatis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workshop. There
were theme reports, group discussions and monographic studies of recent
discover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an period. Above 50
representatives made speech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Han c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mausoleums and tombs, and the study of the Han culture.
The symposium achieved complete success.
2006年10月28~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共同举办的“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召开。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首都,作为西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曾是与西方罗马并称于世的古代著名国际大都会,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6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开始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工作,王仲殊、黄展岳、李遇春、刘庆柱、李毓芳和刘振东先后负责考古队的领导工作。经过50年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主要勘探了汉长安城城墙、城门、城内主要道路和长乐宫、未央宫和桂宫的地望与范围。80年代后期进一步勘察了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结构和布局,究明了东市和西市的基本形制,确定了高庙的地望。90年代勘探了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2001年以来,在长乐宫展开全面钻探,增进了对长乐宫范围、布局的了解,并在长乐宫内发现了3处建筑群。另外,在汉长安城的东北角,还发现了十六国到北周时期的宫城。在上述考古勘探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主要包括城门遗址,礼制建筑,武库,未央宫宫殿、官署和角楼建筑遗址,制陶、冶铸和铸币遗址,桂宫一至七号建筑遗址,长乐宫排水渠遗址、长乐宫一、二、四至六号建筑遗址等,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并先后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武库》等发掘报告,以及《汉长安城》和《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等著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秦汉考古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通过总结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促进汉长安城遗址考古、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这次研讨会是汉长安城考古乃至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研究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也是我国考古学界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计80余人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新华社、中国文物报、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华商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研讨会进行了采访和报道。一
大会开幕式于10月28日上午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外事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正等先后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作了题为《汉长安城考古50年与汉代考古学》的主题报告。
刘庆柱在报告中,首先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他指出,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伊始,就有着明确的学术目的与具体的技术路线。当时提出,对于这样的一个规模巨大的历史名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计划必须是长远的:先要究明城墙和城门,然后再有步骤地发掘政治中心所在的各个宫殿,以及城内的街道、手工业区、商业区、官府、贵族宅邸和一般的居住区,最后还要把工作范围扩大到城外的离宫别馆和宗庙、陵墓等。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半个世纪以来,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近年来加大了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力度。田野考古工作与考古资料的整理、发掘报告的编写,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考古资料的整理与发掘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只搞田野考古发掘,不进行或没有进行田野考古资料整理与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将造成作为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古工作对象的彻底性破坏。这已不只是科研成果发表的快慢、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等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学术规范、科学要求与是否做到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正是在上述思想原则指导下,汉长安城工作队仅最近15年,就在《考古》杂志发表简报19篇,在《考古学报》发表报告3篇,出版考古专刊4部。其间汉长安城工作队成员,发表了多篇关于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论著,推进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
刘庆柱在报告中,对未来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了建议。半个世纪以来,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与丰硕科研成果,但相对汉长安城遗址的特殊重要学术地位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学科发展要求而言,未来的科研工作还是十分艰巨、任重道远的。今后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应该始终把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基础工作——田野考古放在科研工作的突出位置;重视汉长安城遗址与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学基础研究、专题研究,还要创造条件加强综合研究;搞好汉长安城遗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关于今后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近期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应该是长乐宫遗址、明光宫遗址、都城市里遗址、城内宗庙遗址、西汉时代以前的长安城及汉隋之间的长安城遗址、汉上林苑遗址等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考虑到里居建筑遗址对于全面认识都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其工作现状的薄弱性,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中,有必要尽快开展这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关于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的编写、专题研究、综合研究。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掘简报、报告的编写,是考古学头等重要的“室内”(相对田野考古工作而言)科研工作,一些田野考古资料需要及时整理、尽快出版或发表。为了深化、推进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必须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专题研究,在研究中必须注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的结合。关于专题研究内容,要紧密联系汉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进展,诸如汉长安城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宫城与“亚宫城”的政治作用,宫殿建筑遗址、礼制建筑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社会功能,市场形制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早期市场特点,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砖瓦、瓦当、铁器、兵器、骨签等遗物的考古学基础研究,都城手工业状况与社会管理机制等问题。要深化、提高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水平,不能把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学专题研究方面,还应立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平台之上。
刘庆柱在报告中还对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另一重要内容——汉代考古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瞻望。半个世纪以来,汉代考古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考古学的两个主要方面——遗址与墓葬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汉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来看,汉代考古学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今后的学术任务也还是十分繁重、异常艰巨的。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汉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学术领域,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应将“汉文化”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作为头等重要学术任务提出,列为汉代考古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积极实施。上述重大学术问题,一般认为有汉一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先秦时代出现的儒家思想,在西汉中期通过“独尊儒术”被确立为国家与民族的统治思想、崇尚理念;汉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社会政治架构的完成,“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的确定,国家对盐、铁和铸币的垄断专营的实施,这些都支撑着其后两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历史的发展;东汉时代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佛教的传入与其后的汉译佛经的传播,使道教、佛教成为两千年来这一地区的主要宗教。汉代考古学需要通过对上述相关遗存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究明汉族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探讨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的特点,开展汉代考古学文化与古代罗马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些是汉代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是当前国内外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考古学、汉代考古学发展的原动力。二
这次研讨会历时3天,由主题报告、分组发言讨论和汉代考古新发现专题报告会组成。在分组发言和讨论中,有50多位代表分别围绕汉代城市考古、陵墓考古和汉文化研究这3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和热烈的讨论。
城市考古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有20多位代表就这一议题进行了发言,内容包括汉长安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体会、汉都长安城考、汉帝都长安的宏伟规划与设计理念、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汉长安城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汉都长安的手工业与市、汉长安城城墙高度考、西汉长安城的祭祀设施、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初探、汉长安城保护规划、雍城在秦统一至西汉时期的沿革及其历史作用、秦汉武库初探、汉魏洛阳城南郊三雍礼制建筑初探、东汉洛阳城的城门——兼论周秦洛阳城的形制与《考工记》、湘西里耶古城的汉代遗存、幽燕地区秦汉城市考古学研究、广西汉城的发现与初步认识、汉唐长安城市场探析、汉代的高台建筑等。其中,除了半数是有关汉长安城的研究外,还涉及到秦雍城、汉魏洛阳城,以及幽燕地区、长江流域、岭南地区的秦汉城址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城市考古的论文中,既有关于汉长安城规划布局等的宏观考察、区域性城市的综合分析,但更多的是关于城市内涵的个案研究,如汉长安城的居民生存空间、手工业生产与市场、礼制建筑、武库,乃至城墙、建筑类型等。其中汉长安城成为发言和讨论的热点。
陵墓考古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内容,有10多位代表就此议题进行了发言,内容包括商周至秦汉时期庙祭与墓祭的变化、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汉阳陵的营建规划、阳陵“罗经石”遗址为渭阳“五帝庙”说、阳陵外藏坑出土印章封泥考略、汉阳陵文物保护理念的探索与实践、洛阳东汉陵寝变制原因探析、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汉代人思想中的死后世界、长安东汉墓出土陶俑初步研究、洛阳地区汉墓仿铜陶礼器研究、西汉刘氏宗室墓、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与研究等。其中,既有关于西汉帝陵建设理念、阳陵营建规划、东汉陵寝制度、庙祭与墓祭等埋葬制度的宏观研究,也有关于汉代诸侯王墓墓主及出土遗物的个案研究,还有不少关于汉墓出土遗物的分析和考察。其中汉阳陵成为发言和讨论的热点。汉文化研究既包括对各种文化遗迹、遗物等物质文化遗存的分类专题研究,也包括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古学考察。这次研讨会上,有10多位代表的发言是关于汉文化研究的,内容丰富,包括西汉帝国影响力的东界、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骨签的名物考证及其他、《淮南子·原道训》中的文物与“道”之特性、汉代桑树考、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砖初步研究、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砖的研究、夜郎竹崇拜问题、对西汉时期柿蒂纹的考古学解读、汉乐浪郡再考、北方地区汉墓出土的南方类型陶瓷器、西安地区出土东汉铜镜研究、考古类型学视野下的东汉五铢钱分期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瓦当上的植物纹、战国秦汉时期的竹木枕等。内容涉及以瓦当和砖瓦为主的建筑材料、铜镜、钱币、漆木器、骨签、植物和器物纹样等的研究,以及对文物与“道”之特性、夜郎竹崇拜等的考察。其中关于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内容为发言和讨论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涉及到汉长安城和汉阳陵的保护问题,说明考古工作者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尤其是大遗址的保护。
汉代考古新发现专题报告会围绕汉代城市和汉代帝陵考古进行了四项专题报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所作的题为《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王自力所作的题为《西安西郊汉代——河木桥遗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杨武站所作的题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和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严辉所作的题为《洛阳邙山东汉帝陵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专题报告,内容精彩,讲演生动,展示了汉代有关田野考古的新收获、新进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到汉阳陵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实地的参观考察。代表们一边领略西汉都城和帝陵的风采,一边议论有关的学术问题,还就这两处大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三
“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于10月30日下午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作了大会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历时3天的研讨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会议议程,取得了积极的学术成果。他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第一,关于汉长安城考古50年的启示与今后的任务。我们今天纪念汉长安城考古50周年,一方面是回顾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是总结经验,明确今后的方向和任务。半个世纪以来,汉长安城考古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其经验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坚持长期不断地开展考古勘探、调查、发掘和研究。二是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和具体可行的技术路线。三是及时整理发掘资料,尽快推出发掘报告。四是在田野发掘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和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五是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坚持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密切结合。一方面是在发掘过程中就考虑文物保护,另一方面是考古工作者积极参加到文物保护和展示的工作之中。这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认真总结汉长安城考古50年来的经验,不仅对于今后汉长安城考古的健康、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将为新世纪进一步推进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关于汉长安城考古今后的任务,主题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研讨会期间不少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如长乐宫遗址总体布局的探明和重点遗址的认识,明光宫遗址地望的探寻和确认,市场、作坊、里居的勘探和重点发掘,建章宫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西汉前期皇帝宗庙遗址的探察,上林苑的调查和勘探,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西魏、北周都城长安遗址的寻找和确认等,可以说今后汉长安城考古的课题非常之多,任务非常艰巨。汉长安城工作队的同志们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听取和吸收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如城市布局、结构、重点遗址及其内涵等,就今后5年或者10年汉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制定出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努力实行,使汉长安城考古继续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第二,关于汉代考古的动向。这次研讨会,是以纪念汉长安城考古50周年为契机召开的又一次汉代考古与汉文化研究的国际性会议,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和了解当前汉代考古的现状与动向。其一,城市考古依然是汉代考古的重点,并且正在逐步深入。城市考古中,宏观研究和区域性综合研究继续开展的同时,城市建设、城市内涵和城市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集中点。其二,陵墓考古是汉代考古的另一重点和热点。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大批汉墓资料的陆续整理和发掘报告的出版,汉代陵墓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望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其三,有关汉文化的专题研究广泛展开。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公布,以及美术考古热潮的高涨,关于汉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各种文化遗迹、遗物和汉代艺术的各种专题研究,将会更加受到重视,并不断走向深入。其四,汉代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逐步加强。就汉代考古而言,其基本任务和目的,就是要通过实物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探讨汉代的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考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以汉字为基本标志的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动因,揭示汉代社会和汉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和发言中,根据实物资料探讨汉代文化的统一性与地域性及其交流的文章数量不多,但令人瞩目,今后一个时期有望取得较大进展。另外,作为汉代考古基础之一的区域性考古研究,这次研讨会上也有所涉及,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汉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五,汉代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结合日益紧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化遗物以及文化遗迹的保护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对于遗址的科学保护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脱节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较大改变。做好大遗址保护工作,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第三,关于进一步推进汉代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今后一个时期,为进一步推进汉代考古的学科建设,继续保持汉代考古的健康发展,最基本的是要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不断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最大限度地科学获取各种实物资料和信息。当前一个迫切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大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掘报告出版的力度,最快、最大限度地完成田野考古资料向文字、图片、图像记录和保存的转化和社会化。那么,在田野考古过程中、资料整理过程中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中如何科学地进行考古学研究,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无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无论是否定旧说或是提出新说,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科学分析资料的基础之上。其二,科学利用文献记载,努力使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有机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都是记录和反映历史的科学资料,它们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优势,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关系。一方面,以根据文献记载所构建起的古代历史脉络为背景开展考古学研究,以文献记载为线索、以史学的和时代的眼光审视和认识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以考古发掘的事实为基本依据,从考古资料的系统分析入手,结合或利用有关的文献记载,对有关问题做出考古学的回答和说明,最终阐述社会历史问题。其三,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进一步深化和科学运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历史考古学同样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深化考古地层学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加强考古类型学在文化遗存研究中的应用,将有助于汉代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其四,传统课题的深化和新课题、新领域的开辟。就汉代考古的专门性研究而言,一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壁画墓、画像砖、画像石、铜镜、钱币、铜器、砖瓦、瓦当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一些有很长研究历史的传统课题,也是汉代考古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如果对其分别进行资料的系统梳理并采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有望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另一方面,当时与铁器工业并重的盐业,作为重要手工业的青铜冶铸业、纺织业、酿造业,以及以陆路和内河航运为主要内容的交通等,都是汉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内容甚至是前沿性课题,有望成为汉代考古新的生长点。至于城市考古、陵墓考古等课题,主要是继续保持其主导性课题的地位,逐步深化。其五,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以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为主要内涵的科技考古,作为考古学中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主要形式,其蓬勃发展是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汉代考古中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对于汉代考古的进一步深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研讨会主题突出,内容充实,发言精彩,讨论热烈,学术气氛浓厚,既交流了学术、探讨了问题,又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老中青聚集一堂,在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氛围中研讨学术,更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这次研讨会,作为新世纪汉代考古又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汉长安城考古、汉代考古和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乃至对于大遗址的进一步保护,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曾发表于:《考古》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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