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历史与地理

内容摘要:这种科第与地理术数相关联的解释分4个阶段逐渐被塑造出来,分别为:缘起于庆历三年李余庆”开河”的相关言论.咸淳三年史能之修浚河道,王应麟撰文力图超越地理术数的范畴,以更符合一般的儒家理性。后河与常州科举兴衰的关联性解释,在实质上是主持修浚河道的官吏,为平衡各方利益之冲突,借来动员地方的有效信仰资源。【关键词】宋代常州科举聚落形态地理阐释【基金】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宋代择居习俗的流变与聚落形态变迁研究”(
10CZS015 )。

201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五期“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座谈会由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刘未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钟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分别作报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北大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出席并参与了讨论。
刘未:各位先生、各位同仁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文研院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从今天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比较综合的讨论,活动的缘起,是受邓院长的委托,同时也得到杭老师的支持。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主持人的角色,有一些思考想和同行们分享,同时也有一些在学习和研究中的困惑,希望借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老师进行讨论。
城市考古是几代人努力工作的叠加
郑嘉励:在座的发言者里面,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来自基层考古单位、从事具体调查和发掘工作的。
历史时期考古主要有三类工作对象:古墓葬、手工业遗存、城市遗址。按照传统说法,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标在于城市平面布局的复原,然后在复原的基础上讨论城市规划及相关问题。有一种极端的说法,认为城市考古的终极目标就是画出一张古代城市的地图,事实上,我们的很多考古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在某个遗址扎下根来,做十几二十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最后,在复原地图时多画出一条线,或者多画出两三个框框。
我们姑且认为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城市复原,在这个前提下审视浙江城市考古的某些具体成果,比如杭州南宋临安城太庙遗址,出过专门的考古报告书。《报告》说发现一堵墙、一堆宋元以来的瓷片,如果有人问这些在城市复原中有何意义,解决了临安城哪些具体问题,我们恐怕就很难说得明白。用最庸俗的标准来衡量,看学术界对报告的引用率,也会发现大多数的引用是礼节性的、“图解式”的,除了证明太庙遗址今天依然躺在城市某个位置的底下,并不能解读出更多的历史信息。大家复原南宋太庙的基本手段还是对历史文献和图像的解读,考古所获资料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如果城市考古的目标就是城市复原,那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及格。
最近,宁波发掘了罗城遗址的一段,相关新闻报道说,这个发现明确了这段城墙的位置,也可以证明自晚唐以来,位于三江口的宁波城这段城墙的位置就不曾改变过。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然而这个历史信息,不经过考古发掘,其实我们也有文献的途径可以了解。在这里,考古工作主要是验证了我们既有的经验。
这两个例子说明,城市考古想要取得重大学术成果是非常艰难的,局部的、零碎的工作价值有限。只有靠几代人长期的努力,开展有计划、有系统的工作,才能拼出一个有规模的成果。发掘墓葬就不一样,半年一年可完成,很快可以出成果,如果墓葬材料足够重要,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甚至可以因此成名成家。城市考古不同,没有长期的工作,就不会有系统的成果,考古工作者付出大量的心血,而收获与他们的努力可能并不匹配。
浙江多数城市
都是杭州、宁波这样的“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本来就很困难,只能在城市建设中见缝插针,开展有限的、局部的发掘工作,短期内难以取得较大学术成果。然而,只要深入调查研究,浙江除了“古今重叠型”城市,也有个别的“旷野型”城市。以台州椒江北岸的章安镇为例,过去以为汉六朝章安故城与宋代兴起的章安镇是重叠的,其实不是。唐代章安故城废弃后,新镇在故城范围以外重建,章安故城所在长期为稻田,成为江南罕见的“旷野型”城市遗址。这个发现缘于当地大规模的窨井挖掘,每隔几十米挖个圆井,出土大量东汉至南朝时期的砖瓦、瓷器,根据遗物的分布,我们甚至可以勾勒出六朝章安故城的范围。
“旷野型”城市遗址,开展工作便利,也是恢复古代城市的捷径。我们只要经过几年的工作,就可以复原一座城市的完整布局,在较短时期内就可以做出较大的学术成果。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旷野型”城市,而是更具挑战性的“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
我相信,只要做得好,城市考古不只是一个“缝缝补补”的事业。“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主要是两个工作:一是在平面上找布局,复原城市格局;二是纵向上找沿革,追踪城市早期历史与古今重叠区域的功能演变。以2015年开始的嘉兴子城考古为例,我们确定了四至的城墙,揭示了中轴线,这就是“平面找布局”;在北城墙位置,我们做了一条5米深的探沟,解剖至生土,可知北城墙位置最早在战国时期已有聚落,三国西晋时期此处已有高规格的建筑,可能已是浙北地区的某个政治中心。过去,我们对宋代以前江南城市的具体形态、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信息都是全新的知识——这就是“剖面找沿革”。
在“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工作中,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观察、研究的尺度:讨论城市的选址,复原城市的布局,这是宏观尺度;在复原基础上,讨论城市的规划、功能的演变,这是中观尺度。在微观尺度方面,这是田野考古的当行功夫,也是考古所擅长的,更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比如建筑的营造工艺,不同建筑之间的等级差异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揭示了嘉兴子城中轴线上的明代仪门、大堂、二堂等遗址,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在台基、磉墩、柱础的做法上有差异。考古揭示的诸多细节是有意义的,除了可以研究一个地区、时代的建筑工艺,也可以讨论大堂与二堂,二堂与仪门可能存在的建筑等级的差异。田野工作做得够细,就可以揭示更多的细节,细节可以带领我们通往历史更加幽深、复杂的空间。
只要我们视野够大,工作够细,从考古揭露的遗迹、遗物出发,提出问题,并在遗物与文献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寻求问题的解释,改变零敲碎打的工作方式、“图解式”的思考方式,城市考古必将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杭侃:郑先生讲的内容我非常佩服。刚才提到,几十年就画一条线或者根本就没画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意义是叠加的。庞贝古城做了几百年还在做,一代一代的人在做。城市考古就是一个“蚂蚁啃骨头”、“拼七巧板”的工作,要求持之以恒,将成果一代代地积累起来。
我想集中谈谈未来的城市考古工作方向,应该将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的工作结合起来。
先说宏观层面上,要理解一个城市,历史地理研究非常重要,比如李孝聪先生对华北的研究,对华北交通线路变化的研究,对城址布局的研究。
中观层面上,要分析一座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纵向沿革,比如哪些地方扩了,哪些地方缩了,哪些地方改了;甚至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风水流派对城市风水问题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的城市改造,以及城市中心点的控制等等,都会发生改变。
微观层面上考古学可做的事情更多。很多关键的地方,只要打一个城市剖面,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文化名城,保一座毁一座。我们的很多考古工作者自身对城市考古工作的认识也不够,对于城市建设中出土的零散文物和城市剖面重视不够,导致许多研究城市考古的重要信息丢失掉了。
除去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工作,我们还需要从城市史的角度进行中外城市的比较,在这方面,妹尾先生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实地作业和历史地图分析都非常重要
钟翀:刚才两位考古工作者都提到焦虑,其实对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者甚至可以说是狼狈。我们永远不可能再现完整的历史,只能看到过去留下的斑驳碎影。比如我们花很多心思做了一个复原,考古工作者马上挖出一个东西来,说这是错的,如此境遇也是常常有之。
城市复原研究需要多个专业的学者相互提携,才能走出一方天地来。我本人近两年做得比较多的是江南城市的史地研究,再往细里说,就叫江南城市的历史形态学分析。图片 1晚清常州子城区域分图分段地块图
钟翀供图
在城市历史形态学这一领域,我们特别重视康泽恩学派的研究。该学派认为在历史悠久的城市景观之中,城市平面格局保留了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残余特征,是其形态变化的记录复合体。因此,基于演化的视角,从现存平面格局回溯城市形态史,进而探究并揭示其潜在的“形态基因”与发生史,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分析方法。他不仅建立了城镇形态研究的基本框架,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术语和概念体系。他运用的40多个核心概念,高度抽象而又精练概括,有时候我们说不清楚的问题用他的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了。
康泽恩认为,城市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渐累积起来的物质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都很复杂。所以,要真正理解城市形态,首先要明确研究的
尺度,其次要把城市的繁杂状态拆分为几个定义清晰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一分解,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释。那尺度怎么确定?康泽恩提出以“平面类型单元(plan
unit)”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从而归纳出许多同质性的形态单元,比如城市中同一时期、因共同内在原因而形成的、具有类似土地利用形式和路网形态的亚区域。
通过康泽恩的这个概念,城市中就有两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亚区域——城市核(urban
core)与城市边缘(urban fringe)。
城市核往往就是城市的发源之地,保留了一座城市萌芽阶段的功能、街道和建筑,从发源地生发出街区肌理,再逐步分裂出来,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历史城市景观。所以,城市核往往也是城市起源和发展、塑造城市个性的原动力。
城市边缘也非常值得关注,它是一座城市外缘与乡郊的过渡地段,这个地段常常包含乡村城市化在自然演进过程中的多种状态,并且蛰伏着城市生长的巨大潜力。就像现在的城中村,在大规模的发展中被“吞噬”了。这种状况古已有之,但用何种方式“消化”“吸收”,这里面讲究很多。
康泽恩眼中的城市形态,可以粗分成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街道系统、街区及土地划分、建筑基底。量化分析的历史数据揭示,一般而言,城市中最容易改变的是功能,其次是建筑,再次是土地划分,最后是街道。一个城市中的哪些内容容易改变,变化速率怎样,都值得深入研究。
康泽恩的这套分析法对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保护研究,都曾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对于城市遗产的维护与标准制定、对城市历史景观的深刻鉴别,往往都要遵循这套理论。
我从2012年开始主持“中国城市历史形态学工作坊”,我们发现一个令人不满的现状,就是当下城市研究的许多具体个案,重文字描述而轻视图上作业,难以展开系统的历史形态学考察。因此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强化了实地作业和历史地图分析,尝试以一些大比例尺复原地图的图上作业为基本手段,从聚落发生学角度追溯城市肌理的生长与形塑历程,进而厘清它们的历史本底。通过这样的分析,会得出一些新颖有趣的结论,有时甚至会推翻之前的某些定论,比如关于江南古城“夹城作河”特征型的抽象、对上海初期城市核——“上海源”的查找和检证,等等。图片 2江南古城的“夹城作河”特征型
钟翀供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康泽恩理论的城市历史形态学调查,其所聚焦的对象与评价标准,与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文化遗产评估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动的迭代,我们需要着意研究的地物,也并非件件华丽精美,更多看似普通、有时甚至是残破不堪的面貌,却有着重要甚至非凡的形态发生学标本的价值。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城市考古,有的简直成了“挖宝”,挖出一个地宫来,大家很高兴,但却忽视了对城市本真或者说城市面貌本底的体察,公众甚至专业工作者对这方面的认识都还有欠缺。挖宝固然要紧,但理解历史上民众社会场域更具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分有必要对目前流行的城市遗产认知和评估做出一定的补充、甚至修正。
到2015年,我们的工作坊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比如,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历史形态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词,一为物理空间(physical
space),一为逻辑空间(logical
space)。前者是城市的空间实体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成。即城市的“有形形态”,主要应包括区域内城市布点形式,城市及城市用地的外部几何形态、街路与街路系统、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形态、建筑空间组织和面貌等。后者指城市的无形形态,城市的社会、文明等各种无形要素的空间形态、发生图谱与演化动力。比如,城市内部末端行政机构的坊、厢、里、图、铺、界、段、图、区、街道居委会等。这样的认知近来也渐为海外学者所接受、认可。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历史学的附庸
包伟民:我就讲讲地方志。大概就是杭侃所说的微观层面。我们经常发现地方志中关于整个内部城区的描述,通常是由“坊”展开的,但“坊”究竟代表什么东西,大家一直比较困惑,我也很困惑。从唐代存在坊墙的坊市制城市,到宋代的厢坊制城市,“坊”变成了一种居民区,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在这么一种大的描述框架下面,这些坊代表着什么东西?从《咸淳临安志》中的记录可以发现,坊存在不同性质的内容,但古人对这些差异并没有什么区分的意识。我大致认为应该存在三种不同的形态:坊区、坊巷,还有纪念性建筑。这些纪念性建筑例如官方建的状元坊,有些干脆是民众自己建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时地方志的编纂者觉得这些都是同一类东西,在他们的记述中,对坊的这三种形态相互间不作任何区别,这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图片 3《咸淳临安志》
后来读浙江湖州的《嘉泰吴兴志》,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它具体描述了某个坊在哪里等等,也记载了街巷。那些街巷之名,例如什么史家巷、油车巷、石灰巷、打银巷等等,都是“出于俚俗”,“猥以为名”。不像那些坊名,例如宣化、保宁等等,都雅得很,具有“思想意义”。
在对巷名的记述中,地方志编纂者的心态就表现出来了。志书中明言:“俚俗所称,本不足录。”本不值得记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记载各个坊名时候的态度,称其“璀灿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完全是正面的表彰,取向截然不同。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让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什么呢?现存宋元方志关于城区的记载,大多数只记载坊,不提街,不提巷,似乎街巷不存在。但是根据前面《吴兴志》记述,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街巷当然是存在的,只是地方志编纂者不愿意记载,觉得街巷之名太俗了,不值得记。这样看来,我觉得存世地方志给了我们一个误导,让我们误以为那些“坊”才是当时城区构成的一种最主要的景观,或者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其实恐怕不是那样。真正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应该还是街巷系统。《嘉泰吴兴志》的编纂者稍微仔细了一些,才记下了“本不足录”的那些街巷之名,而大多数宋元方志的编纂者们,则对街巷完全视而不见,真正做到了“不录”,才使得他们笔下的城市景观,只见坊不见巷。这是我最近一个思考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咸淳临安志》,有的也记载了街道,但坊跟街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直理不清楚,好像坊就是街巷的一种雅称。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街都立有坊表,而且再细读文献,还会发现很多坊表常常挪来挪去,这说明坊表本质上就是一个附加物,街名巷名才是最根本的要素。
郑老师之前讲的焦虑,我当然很理解。我觉得现在把考古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很糟糕的做法,考古学本来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给历史研究提供资料。但考古学绝不是历史研究的附庸,比如能够发现历史资料中缺少的部分或提出一些新的问题,那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拿我来说,对考古学的要求或者希望,就是期盼提供更多的资料,因为历史研究的议题都是从资料里引发出来的,更多的历史细节就能发现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资料,连进一步思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城市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不能只跟着地方志的记载走,比如对唐宋城市的研究就需要认清坊不是城市肌理的主要内容,要回到以街巷为中心的思路上来。
李孝聪:城市考古与城市历史地理,各有各的研究视角,方法也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城市考古应该是长期甚至是几代人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对城市考古的成果求全责备。20多年前,宿白先生就谈过这个事情,他当时就觉得城市考古很不容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发展很快,大片大片旧城区拆掉了;而墓葬考古相对容易,把器物排排队,分分类型,就可能写一篇东西或者出一本书。所以我觉得,要对城市考古有非常宽容的心态,不能要求马上挖出来,全部复原。
无论城市考古、城市史,还是城市历史地理,三者的研究对象一致,都是城市。城市史实际上是以城市为对象,研究城市制度史、城市经济史、城市人口史、城市社会史等等,基本靠文献。而城市历史地理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城址与地形的关系,二是布局与制度的关联。无论研究都城还是地方城市,其中的布局都跟制度有关系。
比如之前说到坊的问题,我作点回应。我是从城市形态发展过程来区分这个现象的,即唐代规整的城墙形态与宋代坊制废除以后,城市形态变得不规则。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唐宋变革论的,可以看到的就是城市形态。举无锡城的例子,其唐代的城址和宋代城址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原来是方整的,宋代就变了。这是有文献依据的,我们也实地跑过。
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规划,可以适用严格的坊制,这是建立在当时的国家制度上的。但是,唐代地方城市不是从都市重新规划而来的,以前就有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成说,找到坊墙就说明这是坊制城市,这是不对的。有没有坊墙,我们不一定能找得出来,找到的墙也不见得就是坊墙。但是有一个制度我们应该了解,就是越坊墙和越篱笆同罪,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刚才包伟民老师的几点看法是对的,但我觉得还需要分析,除了文献之外,必须在城市复原图画出来以后,才能够区分什么是坊区、坊表、坊街,什么时候立了牌坊,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依据的资料和方法是什么?首先是文献,没有文献不行,这是史学功底;第二是地图;第三就是考古材料,没有考古材料就没有根据。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结合实地考察,考察城址与地貌之间的关联。
最后再谈谈中外城市比较,这个我在北大开过课。我认为,研究者不一定非要找出到底是东方影响西方,还是西方
影响东方,而是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找出中外城市的共同性,这比找差异性更有意义。
恢复历史“图景”,某种意义上是拼图式的工作
刘未:非常感谢前面几位学者的报告,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也有一些分歧。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就刚才报告里面提到的问题再作一些回应,也请邓老师和妹尾老师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钟翀:我觉得考古资料还是不可忽视的,它们提供了实证的资料,往往是击碎我们纸上谈兵式美梦的最好武器。因为,事实上很多情况下还是要靠丰富想象的。当然,考古资料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不可能将现代城市挖个遍。那么,你挖了2%怎么知道100%?这时候就要用到历史形态学了。打个比方,考古发现一块碎陶片,如果有特征,马上知道原来的整体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年代的,道理是一样的。就像古生物学家从一块恐龙的脚趾骨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龙,在更多情况下,哪怕留存很少的一点,也可以知道很多。
包伟民:我补充一下。挖到一个脚趾骨,就可以知道整个恐龙的样子,这是因为我们对恐龙骨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但是有时候,我会吐槽考古学界,觉得他们的论断可能有那么一点猜想的成分,因为知道的太片段了,就要设想给出一个很大的答案,这中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参观北京的古崖居,心想怎么就认为那是奚族的遗址呢?考古学界的朋友解释说,因为奚族正好活动于那个时期、那个地区,这是有历史记载的,而且遗址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所以认为它就是属于奚族的。但坦率说,在我看来,这个推理的跨度就有点大。
钟翀:个人感觉当下考古界和建筑界有一误区,就是建筑界常常认定做工精美、保存状态比较好的,价值就高。但我们知道,比如,徽州民居由明入清实际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早期的朴素形态很容易被遮蔽掉。城市考古也一样,挖宝肯定不对,某些城市造地铁,挖掘作业都没有进行哪怕是最基础的快速考古探查,一下子都毁掉了,等同于毁掉了不可再生的历史文脉。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紧迫和严重的。
李孝聪:大多数的历代都城,基本上都被现代城址所覆盖、扰动,几代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但我们可以把视角移到那些还没有被扰动的城址。考古很辛苦,不是古今重叠的其实有很多,可以在全国做一个普查。我个人建议,做古遗址调查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做一个,这是做不完的,还是应该有引导,要有所选择。
2003年,我们一帮人跑到现在的蒙古共和国去,发现了契丹城址。在国外进行考古工作有困难,但对于原来属于中国文化影响范围内的一些城址,还应该考查。
邓小南:我们这一组“跨学科”的对话,其实基本是在历史学科范畴内。现在学科门类渐行渐远,专业关注点不同,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焦虑”,或者谁是根基,谁更优先这类议论。其实这本来并不是问题,大家都熟知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同属历史领域的学科门类显然应该互为支持、互为印证、互为依托。新材料、新质疑、新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
今天几位老师都说到,“读城”的工作是积累性的工作。我自己讲课时也跟学生说,希望一定程度上恢复历史“图景”,某种意义上就是拼图式的工作,材料都是断片式的,要把它们合理地拼在一张全景图上,需要很多积累和基本的背景判断。可以想象拼图的过程,一个一个分散的碎片,先要聚合成一个个小区块,然后再慢慢形成若干大区块,下面的目标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追踪。
各学科确实术业有专攻,大家利用的材料、关注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但许多问题都是纠集聚合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我是做官僚制度的,非常注意政治空间的问题,很期待知道这个空间是怎样布局的。这样一些布局确实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当时机构的分布格局以及信息沟通的途径、制度运行的方式,等等。
之前几位老师讨论到坊时都说到,考古队在路边挖墙,挖的究竟是坊墙还是民宅外墙,往往并不清楚。这要回到当年的情境中去看。民宅住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有可能承担坊墙的责任,有些住宅区划之间可能并没有预先规划出来完整的道路,两个区块之间的虚空地带,后来可能就变成了路网的组成部分。另外,我们都知道唐代长安非亲王、非高官的宅邸是不能朝街开门的。这就说明,门可能是开在自家院墙上,既然这样,贵族宅邸院落的外墙就可能构成实际的坊墙。
有些东西从文献上看,可能是很规整的制度规划,但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在那个生活实态里,可能并不是那样;好多东西在历史上或许是有替代性的。
妹尾达彦:今天参加这样的研讨非常荣幸。看题目“读城:考古、历史与地理”就知道,对城市的理解不能是分散的,而是有一定的结构、变化、演变和解释。这个题目做书名会非常有意思。城市考古早前从城市的变化入手,对这个题目的体现不是那么的典型,今天我们要开启这样有规律的研究。
了解相邻学科的学术史,推动城市考古前进
刘未:开玩笑地说,一开始我很希望看到大家对彼此的研究进行一些批评,听完之后,感觉虽然有互相之间理解不一致的地方,但就像邓老师所说的,都是在历史学科大的思维下考虑问题。我想做点调和性的工作,因为听下来觉得多多少少有些学科建设的思考在里面,表现在对于对方学科的一些评判,尤其是集中在某些具体的论断上、或者是对某些研究者的评判上。就我个人理解,可能我们更需要对对方学科的学术史做一番梳理,从方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自己思考了几个小问题。一个是城市考古学史的问题。这对于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好像不是问题,但实际上仍然是。之前杭老师也提到一点,其实做所谓“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可以说是城市考古里的非主流,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方法的创立虽然不是很难,但具体实践比较繁琐,所以现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特别少,积累下来的城市复原实例也很少。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早年的研究工作来说,材料很难获得,文章看不全,图纸更是如此,要么不给看,要么看了不让你用,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不过还是有一点往往被忽略掉了,就是城市考古和相邻学科的对话变少了。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我们所讨论的城市布局复原及其解释问题,在方法论上,其实和历史地理、城市形态学是相通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想把大家聚到一起共同研讨的缘故。
还想简单说说另外两个问题,一个称为“研究方法的能与不能”。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来说,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以及在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我们都知道,再怎么挖都不可能把一座城市整个挖出来,考古发掘获得的都是城市碎片,不能独立支撑城市布局的复原。我们依据文献、地图、遗迹遗痕来做复原,因为不这样的话得不到城市全貌。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这方面可以说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也产生了一些成果。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这种研究的局限性。它的优势是整体性,可以画出一张整体复原图来,但局限却在于推测性。这受到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及其运用的影响,譬如文献分析的严谨程度,地图绘制的精细程度、准确程度,还有对遗迹、遗痕的认定。需要反思的是,在文献、地图、遗迹遗痕的条件不是很完备的时候,又想做整体性的复原,势必面临一些困难,即我们的推测会更多。这种推测有时来源于对已有的研究实例的认知,通常受到既有解释模型的反作用,有点循环论证的意思。就是还没有复原出很多具体实例的时候,会初步构建一个大的框架,使我们在复原的时候更倾向于将其按照已知的模型来理解。
还有一个局限就是粗略性。作为推测性的复原,通常复原的是主干街道,很难进入到分支街道,南方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城市能做到,但北方就不容易做到。我们在复原的过程中就会把信息简化后形成很粗略的一张图。从这个角度来说,郑老师之前提到的观察城市剖面,就显得很重要。一方面通过剖面把历时性体现出来,可以看到很多反映城市发展过程的东西。另一方面会给推测性复原提出很多挑战,不是说简单地改一条线的问题。我自己做过南宋临安城复原,既有地图也有很详细的街巷描述,把文献中记载的某一条坊巷画在地图上某一个位置这基本没有问题,但南宋时期实际经过几次变化,这种在考古学上时间方面小尺度的变化,是不可能都表现在文献上的,系统的地方志也不可能跟得上考古材料所展现出来的历时性变化。也就是说,文献在这种局部问题上的辅助作用是很有限的,这反而是考古学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碎片化可能是考古发掘的先天局限,但在局部问题的剖析上,可以走向细读。
另一个问题可以叫做“城市布局的变与不变”。更多时候,我们喜欢去寻找变化。对于“古今重叠型”城市,通常是把重叠作为一个前提之后,却又忽视了重叠,反而倾向于去分析创建型城市。我们很重视这种开创性的“变”,于是会看到一些关于城市史的讨论,从隋唐长安城直接就跳到元大都了,去分析两个不同时代典型实例之间的“变”——而恰恰是某个城市本身自己跟自己的古今重叠容易被忽略。要知道这种重叠并不意味着不变,城市主体框架可能没有变,但局部变了,又或者平面结构不变,但建筑实体变了。我也曾经有困惑,不属于形态层面的那些改变似乎不是考古学要考虑的范畴。今天听了各位报告之后,我觉得即便是“无形之变”,也会对我们理解城市的物质形态起到启发性的作用。
我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像宿白先生他们刚开始进入城市考古领域时所做的那样,将相邻的历史地理、城市史、建筑史等学科研究都作为城市考古的背景,只有随时了解这些同行们最新的研究动态,城市考古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3月23日第6版)责编:韩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8月11—12日,“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协办。来自全国各地历史地理研究机构的近两百位研究人员与会。

关键词:地理术数;修浚河道;关联;解释;林祖洽;史能之;缘起;常州科举;关键词;言论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刘后滨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宫辉力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松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教授先后发表重要讲话,对本届历史地理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期待各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高见,促进历史地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简介:

本届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分为特邀报告、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三部分。特邀报告人是中国史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在题为《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刍议》报告中,张海鹏研究员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编著的缘起,指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情况有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变化。张海鹏研究员从近代的建省问题与省界调整、近代城市发展与交通变化及江河湖海变迁等,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界应加深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殷切希望。

  【摘要】两宋时期,常州科第极为发达。宋人往往将之与州城内的后河相联系,从地理术数的角度给予解释。这种科第与地理术数相关联的解释分4个阶段逐渐被塑造出来,分别为:缘起于庆历三年李余庆”开河”的相关言论;崇宁初年知州朱彦疏浚河道,邹浩撰文确立关联性;淳熙十四年知州林祖洽修浚河道,陆游、邹补之进一步阐发;咸淳三年史能之修浚河道,王应麟撰文力图超越地理术数的范畴,以更符合一般的儒家理性。后河与常州科举兴衰的关联性解释,在实质上是主持修浚河道的官吏,为平衡各方利益之冲突,借来动员地方的有效信仰资源。

作大会报告的学者共有十二位。其中,11日上午作大会报告的学者共五位,主要内容有: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通过分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近代中亚的考察过程,对其著作《中国》中的中亚部分予以充分客观评价,认为在对学术史的逆向考察与回溯性判断中,应该重视早期的有益探索。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国的港口与腹地研究,他对“港口—腹地”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探讨了近代经济变迁的内外因素、我国山河大势与“港口—腹地”网络的形成、港口—腹地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在梳理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考证厘清了汉晋北朝的陇县与清水县行政建置与地理位置,并进而研究了与两汉陇县关系密切的古秦邑地理位置,他认为对汉唐县邑的建置考察有助于促进早期秦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教授从西安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现实情况入手,分析了汉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与水源供给问题,指出大西安建设最大的限制性地理因素应该是水资源不足,但他同时对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相对乐观的估计。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向学界发出了开展历史地图集编绘的热情倡议,报告简要评述了中国编绘历史地图集的传统、《中国历史地图集》取得的成就、目前已出版的区域性专题性历史地图集,从全世界已有历史地图集来分析其发展趋势,从而呼吁学术界大力展开各种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研制,同时向与会者介绍了人大清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编绘研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与实际成果,以及未来的工作设想。

  【关键词】宋代 常州 科举 聚落形态 地理阐释

12日下午作大会报告的学者共七位。主要内容为: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通过研究历史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政区设置,认为关中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保持了完整性,对西安被确立为国家级中心城市后行政区域的调整,提出了学理的思考和改革设想。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做了题为《夸大历史无助于文化自信》的报告,通过案例强调了历史地理研究应该以史实为据开展实事求是研究的必要性。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将商品交易力度降低到最低水准,使一日往返距离之内的定期举办的集市成为乡村集市的主要类型,乡村集市不存在市场等级高低,也不具备网络层级,山西农民的商业活动,属于商品经济的较低阶段。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以澜沧江的霁虹桥为例,指出探讨桥梁的环境史首先要研究桥梁的兴修历史,将不同时代的桥梁合并研究,意义在于透过历史时间研讨特定的人类与其他自然系统的界面。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根据圈层结构理论及“间接行政区”概念,指出“藩属国”等政治实体属于广义的“间接行政区”,隶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版图之内,“藩属国”既是一种政治实体的形态,也是一种特殊政区性质的表达,虽然具备完整的国家机构,并享受有高度自治权,但在法的意义上仍然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是宗主国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提出环境的“改变”不等于环境的“破坏”,区域环境敏感度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应更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多从事小空间“小生境”的历史环境地理个案研究,更加重视田野考察的作用,努力形成历史环境地理的本土话语。复旦大学张伟然教授在报告中呼应了张海鹏研究员的观点,从历史地理学的各个分支评议了近代历史地理的研究进展,剖析了近代与古代历史地理研究不同的资料特点及研究技术,讨论了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历史地理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宋代择居习俗的流变与聚落形态变迁研究”(10CZS015)

据介绍,本次会议与会学者众多,研讨会分为七个小组,于11日下午和12日上午进行论文发表和讨论。小组讨论的主题分别是:古地图研究与历史地图绘制;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历代疆域与域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历代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历史经济与人口地理、历史GIS及其应用、历史军事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等。在两个半天的讨论中,学者们从各自研究专长汇报了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研究成果。从本次研讨会收到的研究文章看,参会学者广泛涉及了诸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构建、重要历史事件的地理环境考察、古地图的实证分析与历史地图的绘制总结、人类活动与水环境互动关系等。评议人针对各篇文章的点评有助于文章的进一步修改。参会学者既有已届耄耋之年的学术前辈,也有各学术机构的中坚力量,更涌现出大批新生力量。会议现场气氛热烈,新见迭出。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与全国各地学者在本届研讨会平台上的深入交流,必将进一步促进历史地理学向更深层次与更广领域推进,形成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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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办研讨会的同时,主办方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人文楼一层大厅布置了“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十年成果展”。全国十八家主要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提供了介绍本机构的研究情况与学术成果的展板与重要图书。8月9日,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吴松弟教授出席了成果展开幕式并发表有关历史地理学进展的重要讲话。他表示,本次展会暨中国历史地理学双年会在首都举办,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规模空前,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十年发展成果的一次汇报。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至今,有着严谨的治学方法,同样重要的是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离不开青年学人们的继续努力,要将学科传统继承发扬,并为社会作出贡献。本次展览持续到8月12日,有助于全国学术界和首都人民了解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近十年的重要成果。

与会学者认为,本次研讨会成效显著,有助于提升历史地理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建设水平,而且通过集思广益,能够为当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信息参考和智力支持。

附:“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议程

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承办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协办

2018年8月·北京

总体安排

一.中国历史地理学近十年成果展览

时间:8月9日至8月12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人文楼一楼大厅

二.日程安排

8月10日: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晚上19:30-21:00。

8月11日:上午开幕式、特邀报告和大会报告,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下午小组讨论(七个分会场,都在人大校内);晚间为“历史地理学发展论坛”(七点半开始,地点在友谊宾馆嘉宾楼1号会议室);

8月12日:上午小组讨论(七个分会场,都在人大校内),下午全体大会和闭幕式(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报告厅)。

会议议程

8月11日议程

上午:大会(开幕式、特邀报告、大会报告)

开幕式:09:00~09:30

主持人: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嘉宾致辞:

张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

宫辉力(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吴松弟(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集体合影:09:30~09:50

特邀报告:09:50~10:20

主持人:吴松弟教授

报告人:张海鹏(中国史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题 目: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刍议

大会报告:10:20~12:00

主持人:张伟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报告人: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李希霍芬与《中国》第一卷中的中亚:一份学术史的观察

吴松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

徐少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汉晋北朝陇县、清水县建置与地望述考——兼论古秦邑的位置和唐宋清水县的治所变迁

王社教(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历史时期西安城市发展的限制性地理因素分析

华林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大力开展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研制工作!

下午:小组讨论(七个分会场,每个小组均各分上、下半场)

上半场 14:00~15:30

第一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 题:古地图与历史地图

主持人:徐建平

评议人:孙宏年

发言人:

黄义军:什么叫地图?

那顺达来:风水罗盘与中国早期方向认知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章:中国明代地图成就与特色

汪前进:清廷官方舆图:旨令、造送、御览与庋藏

李 鹏:清末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

第二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

主 题:历史自然地理

主持人:刘祥学

评议人:侯甬坚

发言人:

王守春:黄河生态环境历史变迁与治理纵横谈

何凡能:中美土地垦殖历史之比较

鲍俊林:沙岛浮生:明清崇明岛开发变迁及环境适应

关传友:历史时期中国杨柳植物的分布

吴文涛:历史上北运河与永定河的关系

王 荣:清代广东地图编绘有关河流的若干问题思考

第三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

主 题:边疆与域外

主持人:韩宾娜

评议人:李花子

发言人:

王大文:务令边界宁谧:康乾二帝的疆界治理观念与实践

吴宏岐:光绪年间张之洞对琼、廉海防的经营

费 杰: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历史地图新证据

吴轶群:伊犁地名含义新探

朱永杰:清代黑龙江八旗驻防城的创建及其演变述论

孙景超:边疆危机、移民实边与政区设置——以晚清吉林蜂蜜山为例的讨论

第四小组: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聚落地理

主持人:黄锦前

评议人:潘明娟

发言人:

周宏伟:《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新认识

陈杰:所成何镇:歙县岩镇的聚落变迁与市镇形态

王旭“两市一水分”:宋代跨界双子镇——乌、青镇的“地域整合”

吴朋飞:元末开封“五门”形成考论

何峰:庆典与狂欢:康乾南巡中的城市文化活动

毛曦:试论开埠前天津城市历史演进的阶段及特点——基于聚落性质与聚落地理的分析

第五小组:人文楼四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政区地理

主持人:孙冬虎

评议人:徐少华

发言人:

肖启荣:出土资料所见曾国疆域的分布及变迁

马孟龙:西汉广汉郡置年考辨

程刚:南朝陈县级封国地理与置省原因初探

王涛:从“山郁珍奇”到“饶州之上”—上饶县名含义演变、区域变迁及其历史认知

杨光华:唐宋清水县-桂溪县治所考

第六小组:人文楼三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经济地理

主持人:易德生

评议人:陈业新

发言人:

李勇先:巴蜀历代水利成就与水利文献述略

裴孟华:中国人的龙门意象——黄河禹门口两岸的景观、历史和文化符号的生成

陈涛: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协作与纠纷——以三江闸议修争端为中心

冯贤亮:溪、湖、塘、閘:明清時期南苕溪流域的环境与水利

张俊峰:图像与历史:对明清以来山西水利图的初步研究

岳云霄、孟万忠:康乾盛世与“塞上江南”的营建—清代宁夏平原水利开发与区域进程研究

第七小组: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 题:理论与方法

主持人:李大海

评议人:范今朝

王尚义、田毅:都城与流域(Capital and Basin)—以黄渭为例

张晓虹:声音景观与人文地理学研究——以陕北民歌为例

周琼:共生共进:历史地理与环境史关系再讨论

马强: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陈隆文:历史药物地理学三论

下半场 15:50~17:30

第一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 题:古地图与历史地图

主持人:黄义军

评议人:汪前进

发言人:

徐建平:编绘《民国历史政区地图集》的设想

陈丹阳:近代国耻/国难地图初探

孙宏年:清末西藏地图绘制的相关问题——以辖境与边界为中心

陈 冰:《清史地图集•湖北》图幅中的县界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朱 波:关于历史地图中附郭县相关标注的讨论——以《清史地图集》为例

乔 欣:清末五种舆图与“清史地图集”陕西图之编绘

第二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

主 题:历史自然地理

主持人:关传友

评议人:何凡能

发言人:

李智君:天地之气交逆——明清时期的风信理论与航海避风

成赛男:1895-2012年温州地区影响台风序列重建及初步分析

刘祥学:明代中后期珠江中上游地区的灾害与社会治理

王洪波:清代康乾年间永定河治理与环境影响

萧凌波:清代华北蝗灾时空分布及其与水旱灾害的关系

张 涛: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

第三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

主 题:边疆与域外

主持人:吴轶群

评议人:吴宏岐

发言人:

张伟:律令制下平城京的都城空间研究

李花子:历史上的鸭绿江正源和长白山地区争议分水岭

王长命:《世界境域志·關於中國所屬諸地》之bughshur今地考

魏超:宗藩关系视阈下越南后黎朝初期政治空间结构探析

韩宾娜:东亚都城问题研究的思考

第四小组: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聚落地理

主持人:毛曦

评议人:周宏伟

发言人:

孙长龙:阿克苏河流域古城遗址调查研究—兼谈昆岗等地望所在

潘明娟:西周初期的都城选址: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演变与认同

黄锦前:考古发现所见曾国都城的变迁

贾金晖:“立文法”与青唐政权都城的迁移与兴衰

郝文军:明代山西乡村聚落堡寨修建的时空规律研究

田毅:明清汾河流域民居的地域分异及形成机制

第五小组:人文楼四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政区地理

主持人:马孟龙

评议人:郭声波

发言人:

李大旗:庆历新政“并省县邑”与北宋中叶的政治生态

范玉春:明代广西卫所建置沿革及其时空特征

张敏:“根本亦须防”:清代柳条边的时空分布

方书生:市:近代点状行政区的形成与标志

孙冬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京津冀地缘关系

第六小组:人文楼三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经济与人口地理

主持人:张俊峰

评议人:李勇先

发言人:

李淮东:先秦时期生活燃料的知识生成

易德生:用新方法来辨析古代文献对锡矿产地的记载——以河南省古代锡矿记载为例

尹弘兵:楚先祖迁徙考论

张兢兢:隋代巴蜀獠人的华夏化——基于政区与户口的视角

崔珊珊、柳济宪:1910年~1931年图们江北岸和鸭绿江北岸朝鲜人移民和人口的分布

第七小组: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 题:地理学史

主持人:马强

评议人:王尚义

发言人:

李大海:沿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学传统知识体系的回溯想象

范今朝:试论中国大陆地区历史地理学1949年前后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对侯仁之先生《“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的可能误读谈起

马保春:“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坎坷路

孙卫国:郑天挺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张步天:地理国学再论

史党社:黄帝涿鹿故事与北京历史地理

晚上19:30-22:00,“历史地理学发展论坛”,吴松弟主持,自由发言

地点:友谊宾馆嘉宾楼1号会议室

8月12日议程

上午:小组讨论(八点半开始,七个分会场,每个小组均各分上、下半场)

上半场 8:30~10:00

第一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 题:古地图与历史地图

主持人:杨雨蕾

评议人:钟翀

发言人:

李新贵:明万里海防图章潢系研究

孙靖国:台北故宫藏满汉文“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考释——兼论清代地图史的开端

夏 帆:未能改变的“天下观” ——以《皇舆全览图》为视角

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的比较研究——以广西为例

马 剑:从胜景到圣境:《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的景象与意象

郑永华:试论舆图成图时间考证之“断限逼近法”——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舆图.O.931/1079和F.O.931/1892的再检讨为例

第二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

主 题:历史GIS及其应用

主持人:张洪岩

评议人:王哲

发言人:

赵耀龙: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张 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建设实践

谢 湜:地方文献研究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王一帆:哈佛大学CBDB项目唐代地名信息的建设方法

霍仁龙: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历史数据库建设——以近代西南边疆游记数据库为例

第三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

主 题:历史军事地理

主持人:曹树基

评议人:蓝勇

发言人:

陈文豪:居延戍田卒与戍地相关问题

赵炳清:昌平君考辩及秦灭楚的地理关涉

陈 刚:侯景之乱地理考

王元林:十六国北朝时期关中东北部军镇李润镇考

赵 杰:东魏肆州长城考察研究

第四小组: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聚落地理

主持人:王耀

评议人:张宝秀

发言人:

夏增民:明代武昌府城的江岸修筑与城市空间

王跃:黄河水患对明代徐州城市水文景观的影响

张雷:居长安大不易:清代北京的饮水

程森:水患与治所城市迁移的关系研究——以道光初年陕西略阳县为中心

李嘎:滹沱的挑战与恩赐:明清新旧束鹿城的水患与洪涝适应性景观

张亮:近代四川城市水源结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兼谈文本解读与城市水源结构复原的方法论问题

第五小组:人文楼四层会议室【因受制于论文数量,本场时间为:8:30~9:40】

主 题:历史政区地理

主持人:吴修安

评议人:安介生

发言人:

胡恒: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

郭红:从行政长官到政区地理的变迁:论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高茂兵:1935-1936嵊泗列岛隶属之争初探

张乐锋:民国时期上海县存废问题研究

第六小组:人文楼三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社会地理

主持人:段伟

评议人:冯贤亮

发言人:

陈业新:明清时期芍陂水利工程堙废与治理梳陈

李松:近代以来安丰塘水域环境变迁研究

吴滔:清中前期的京口救生与练湖兴废

胡其伟:利漕还是济民?——运河流域的“奸民”浅议

王保宁: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

黄雯娟:日本殖民下的台湾边区:区域的发展与社会的形塑——以宜兰三星为个案

第七小组: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文化与宗教地理

主持人:苏新留

评议人:朱海滨

发言人:

陈新海:两汉时期任侠文化的地理分布初探

李昊林:地理的追忆性书写——论南朝文人对赤壁之战地理体系的构建

王永莉:近代西方记者眼中的长城及其文化意义

葛洲子:9-11世纪禅宗传法的地理进程

聂顺新:黄河水患、政区调整与唐宋济州区域宗教生态变迁的变迁

刘海洋:渤海时期东北佛教遗迹分布及成因探究

下半场 10:20~11:50

第一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主 题:古地图与历史地图

主持人:郑永华

评议人:韩昭庆

发言人:

钟 翀:BnF所藏早期稀见中国城市地图述评

杨雨蕾:朝鲜彩绘本北京城市地图

王启明:台北故宫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研究

刘传飞:清代新疆舆图中的《新疆识略》附图系统

任玉雪:《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之地图来源分析

第二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三会议室

主 题:历史GIS及其应用

主持人:张萍

评议人:赵耀龙

发言人:

张洪岩:基于GIS 语义的东北地区历史水灾时空数据库的建立

王 哲:近代中国邮政空间研究——基于多版本邮政舆图的分析

骆 文:基于 GIS 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及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陈浩东:空间统计和地理加权回归视角下明清江南市镇地理研究

丁绍通:空间分析在1930年代东北地区人口密度分布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小组:逸夫会议中心第四会议室

主 题:历史军事地理

主持人:陈文豪

评议人:王元林

发言人:

王乃昂:唐代玉门关地理位置新探

高正亮:唐代京西北诸方镇军镇堡寨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态


笛:唐肃代时期地方军政事务与方镇格局调整——以荆南、湖南两道为中心的考察

安北江:宋初战略地缘政治研究——以平定荆湖为中心

张多勇:北宋泾原路与环庆路结合部细腰城及其防御系统考察研究

曹树基:兵员与粮食:明末大旱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第四小组:人文楼七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聚落地理

主持人:李嘎

评议人:夏增民

发言人:

孙兵:明代府县城池的多种功能

王耀:清中期新疆南疆新建城市称谓辨析

张雨:千佛寺塔院与万历皇嗣祈祷

刘旭:移植与涵化:俄日侵占时期的大连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变

赵寰熹:城市小区域空间变迁考证——以清末北京使馆区为例

郭世强:流民管控与民国城市治理转型——以西安人力车夫为中心的考察

第五小组:人文楼四层会议室【因受制于论文数量,本场时间为:10:00~11:50】

主 题:历史交通地理

主持人:郭 红

评议人:杨光华

发言人:

安介生:区域历史地理变迁侧影:湖州建桥小史

胡 鹏:19世纪津京冀地区的交通网络与粮食贸易格局

李健胜:丝绸之路青海道干线及其交通网络述略

刘晨曦:腹地的争夺与齐克铁路沿线城镇发展

刘新光:飞狐道新探

吴修安:唐宋时期江西地区水路交通——以鄱阳湖为中心

伍伶飞:近代东亚灯塔体系与航运格局研究

第六小组:人文楼三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经济地理

主持人:胡其伟

评议人:吴滔

发言人:

段伟:清代地方的沉田管理:以江苏、安徽、山东地区为中心

张青瑶:关于土地利用驱动力研究中制度因素的再思考——以清代晋北地区为例

陈为忠:近代中国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研究

姚永超:再写东北近代经济地理的思考

张永帅: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中的“边疆地区”

谭嘉伟:晚清时期广州口岸的子口税制初探

第七小组:人文楼二层会议室

主 题:历史文化地理

主持人:聂顺新

评议人:张伟然

发言人:

周能俊:汉至五代宋初“崆峒”地望变迁析论——以汉武帝元鼎五年登崆峒事件为例

赵旭腾:宋代以来浙江龙神信仰的分布与特点

朱海滨 :明代温州科举的衰弱

于双远:清代直隶地区著书者的地理分布探析——以天津县为中心的考察

苏新留、张丽春:明清之际绘画中心位移与画风流变

琚小飞:《西湖游览志》四库底本考

下午:大会

上半场:大会报告,14:00~16:20,每位报告人发言二十分钟

主持人:徐少华教授

报告人:

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历史时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政区设置之特点及其当代启示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韩茂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地理学视角下的近代乡村集市研究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之兴:20世纪50~70年代“任务带学科”组织方式的推动

郭声波(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圈层结构视阈下藩属国的国家边缘区性质


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历史时期环境、资源的人类“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

张伟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成绩与发展趋势

间歇:16:20~16:30

下半场:小组总结与闭幕式,16:30~17:50

主持人:吴松弟教授

第一到第七小组推选的总结人依次作该小组总结发言

华林甫致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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